在历史上，中国书法文物流入日本的浪潮共有数次，其中盛唐时期尤为集中，大批名家法帖随文化交流的浪潮东渡，成为日本书道发展的重要养分。这一时期的文物外流，核心依托两条关键路径：一是日本遣唐使的系统性带回，二是鉴真和尚东渡的随缘馈赠。
遣唐使在华期间，不仅研习儒学经典，更潜心搜集书法珍品，将“二王”一脉的经典法帖与唐代名家墨迹批量带回日本；鉴真东渡时，为助力日本构建文化体系，也携带了不少珍贵法帖，这些文物后来多被日本皇室与寺院珍藏，成为传承有序的文化瑰宝。
在这批东渡的盛唐法帖中，有一件珍品格外特殊——它被日本皇室秘藏千年，直到近代才逐渐公之于众，这便是的草书《孝经》。如今，它被妥善收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。
贺知章与张旭、怀素并称为“唐草三杰”，更关键的是，张旭、怀素的草书创作皆受其直接影响，贺知章的草法堪称盛唐草书的“源头活水”之一。
不过，贺知章的书法名声在后世逐渐式微，核心原因在于其存世作品太过稀少。唐代草书名家的真迹本就寥若晨星，贺知章一生随性洒脱，不以书法扬名，流传下来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，仅有的几件零星墨迹也多散佚或残缺，导致后世学书者对其草法的认知多依赖文献记载，难以窥见真容。
也正因此，草书《孝经》的问世，堪称书坛的重大发现——它不仅填补了贺知章草书真迹的空白，更为研究盛唐草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依据。作为贺知章草书的巅峰之作，《孝经》卷尽显盛唐书法的豪迈气象。
通篇草法精准严谨，没有一丝随意挥洒的浮躁感，每一个字的草写都合乎古法，却又能在法度之内尽显灵动；气息激荡贯通，字与字、行与行之间呼应紧密，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，读来能感受到书写者创作时的从容与畅快；
笔法更是字字精绝，用笔爽利劲健，提按顿挫节奏明快，转折处圆转流畅，线条兼具弹性与力度，既有“二王”草法的温润，又有盛唐独有的豪迈洒脱。这种将法度与性情完美融合的艺术风格，正是盛唐气象在笔墨间的最佳写照。
对于后世学草者而言，这件作品既是了解贺知章书法的唯一完整窗口，更是值得毕生临摹研习的经典法帖，其历史与艺术价值，在唐代书法史上堪称独一无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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